见阮元仍有不解，又道：“这圣人之道，你熟读四书五经，自也应当知晓。可考场之上，看得不是你是否知晓，而是考官是否认定你已知晓。若是考官觉得你所言并非圣人之道，又当如何？自然是弃而不用了。可如何让考官知晓，你深明圣人之道呢？那便需要在遣词用句上，多下一番功夫了。”
阮元道：“既然要看圣人之道，那又何必限于这八股文？”
李晴山道：“你以为韩大宗伯状元及第，便是靠言辞华丽么？若你这样想，也太看不起韩大宗伯了。大宗伯这一篇制义，言语精雕细琢之内，已将圣人之意，阐述无遗。其根本乃是‘道’，而非八股技艺。即便大宗伯技艺稍逊，依他所述之道，也足以中式了。”
说到这里，觉得阮元定是对所谓“圣人之道”已颇为自负，所以暗自决定，在《四书》文章上杀一杀他的威风，教他知道自己学问原本不足。遂道：“三年学不至于谷未易得也，这句，你来说说意思如何？”
这段话原本出自《论语》，阮元当然熟悉，便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解释原原本本的说了：“按这书中之义，谷字当做俸禄解释，‘至’字恐有误，原本应是得志之‘志’字。所言乃是指为学三年，而不求于俸禄。即便子张身为孔子弟子，犹有干禄之问，更何况他人？是以此处所言，乃是敬重那些有志于学，却无意仕进之人了。”
李晴山道：“这乃是常儒所言，可你却不知，近年学人，早已另有他论。这至字原本便无错误，只是后世儒者，不知周礼妄加猜测，竟然以为《论语》原本经文错了，着实可笑！若通晓周礼，当知周时本有三年大比之说，读书三年，便要因材授官。是以这‘三年’一词，指的乃是考核授官的年限，而非如你今日一般读书学习的年限。也正因如此，这话说的意思是‘若三年考核之限已过，却无缘授官，之后授官便不容易了。’但即便如此，圣人言‘不易得’，而非‘不可得’，乃是此事并非必然，即便三年大比，技不如人，只要勤学苦练，精于学问，一样可以后发先至。如此解释，这话便通了，又何必说原本经文错了，竟要改易其中字句？”
李晴山所言，原本是清儒毛奇龄在《四书改错》中所言，虽非读书人之共识，但彼时汉学日盛，毛奇龄作为汉学先驱，自然备受尊崇。阮元所学，仅及当时汉学十之一二，对于当代许多新的观点，尚无了解，故而还不知毛奇龄之言。听李晴山这样一讲，顿觉自己于《四书》之言，尚有不能通透之处，要说“明圣人之道”，就差得远了。
李晴山见阮元神色，已知他听了这新的儒家解释，知道自己所学，尚未达到大成之境。便也不再严厉，缓缓道：“这《四书》大义，虽已有朱子集注，但近世以来，另出心裁而合于圣人之道者，比比皆是。便是一些学识渊博的主考，也不再独尊朱子，我应院试时，即认为此语在朱子与毛西河之外，另有一种解法，学子为学，何以三年而不得受禄？想来除却那些天资不足之人，便是不知读书所为何事，成日口诵圣人之言，心中却茫然混沌之人了。无所为而为学，故不易得。最终我座师仍是认可了我那篇经义，取了我做生员。哈哈，想来老师我阐发圣人大义之处，也不少了，我这里有一函《四书讲义集说》，你不妨先看看。”说着转向后面书柜，取了一函书籍下来。
阮元打开书函，取了一册出来，翻得其中几页，只觉言辞新颖，颇有自己未能念及之处，而正文之下，一一各有注释，处处引经据典，不为空疏言语。阮元本有好学之心，见这位李先生所着独到，也渐渐有了兴趣，不由得多翻了几页。李晴山见他脸色，已知阮元态度有所改变，道：“你且拿了这书，回去多看一些，若你还是觉得我只是个讲八股文的俗儒，明日不过来也罢，这书送了给你，对我也没什么损失。若是你觉得老朽这些话，还算符合圣人之意，明日便继续过来。你自己的学业，最终怎样，只取决于你自己。”说完仍平静地看着阮元，只觉阮元眼中，虽尚有疑惑之情，但最初的反感情绪，却已经渐渐消失了。
阮元看了李晴山所着之书，自然发现自己学问尚有许多不足。虽然自己对于八股文，依然有颇多不满。可对于这位老先生，却已觉得亲切了许多。次日便也如常来李先生家念书。李晴山也一如既往，便如同阮元昨日顶撞自己之事从未发生过。
自此之后，李晴山讲起八股文，也尽量由浅入深，方便阮元理解。久而久之，至少在李先生这里学习八股，阮元已渐渐习惯，不觉得枯燥无味了。李晴山家中也有不少藏书，其中涉及当代名儒的着作，多是阮家人所未见。几年的功夫下来，便是惠栋、江永等人的经义、解释，阮元也自然学了不少。比起之前，学问更进一层。
只是阮元颇为不解，李先生既然已经考中了进士，为什么后来连官都没做，便回乡了？平日他也想过问李先生这些，但念及是他人私事，只怕不好开口，日常课业又不少，竟一直也没机会问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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