阮元听了钱大昕这番话，自是心悦诚服，忙答道：“先生教训得是。”
钱大昕见他神色歉疚，也知道他多读圣贤之书，心中总是有心怀万民之意，眼下虽是未经实事，可有了这番初心，日后想是不会永远纸上谈兵下去。便道：“伯元，你年纪尚轻，可能这样问你，是我问的早了。眼下回想起来，我二十四岁之时，也不免有些书生意气，想着多读书史，便能济世救民，我又怎能强求与你？之前和你说起内阁中书一事，你可以想想。二云那日所说，着书立说之事，或许你也可以考虑一番。”
阮元笑道：“先生既然觉得，做内阁中书都会耽误会试，那为何着书立说之事，先生还要再提呢？”
钱大昕道：“你未经尝试，故而不知，眼下若说着书，哪一个后学不得先遍观经籍，尽集天下至论，才能推陈出新？似前朝有些俗儒那般出言无据，张口便来的做法，本朝已是行不通了。所以呢，你着书之时，也必然要重新温习毕生所学，你遍观经籍之时，也自可将相关掌故，一一融会贯通。其实对于会试，大有好处。只是老夫不知，伯元，你经史兼通，确实不错，可是否有专精之处呢？”
阮元道：“不瞒先生，学生近年应举，对于精通一事，实在想的不多。”
钱大昕想想，又道：“伯元，那除了经史之外，你可另有所长？譬如……算学如何，老夫在翰林时，也曾多年致力算学，不论梅氏学，还是欧罗巴的弧三角测量之法，老夫都有些根底呢。”所谓梅氏学，指的是清初算学大家梅文鼎的相关学问。
说道算学，阮元倒是确有些兴趣，道：“若论算学，学生家里有家祖留下的算经，学生年少之时，曾遍览其中三统四分、小轮椭圆之法，只是……”想到这里，忽然想到，他于《五经》之中，最为擅长之学乃是《礼记》。又为了精通《礼记》，三礼中另两部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也时常研读。而《周礼》之中，最后的《考工记》部分，多涉舟车营造之法，正与算学相通。
想到这里，渐渐有了主意，便向钱大昕道：“先生，学生记得，《周礼》之中，精于《考工记》一篇的先儒，似乎不多。学生眼下学问，不足以通一经，但若只为这一篇做些注解，倒还应对得来，不知先生有何见教？”
钱大昕笑道：“妙极、妙极！伯元，你初出茅庐，自不必想着通经之事，若能于一二细微之处，阐发大义，便也足够了。这《考工记》一篇，虽然江慎修、戴东原诸公也自有议论，可终是博而不精。伯元若能精于此篇，想自成一家，却要比他人容易得多呢！”
二人正谈笑间，江彩也已到了厅里，眼看钱大昕坐在上首，她虽已有孕将近八个月，也连忙行礼道：“见过钱先生了，伯元的事，我刚才已听人说了，也是我的不对，生了这几个月病，竟耽误了伯元科考之事。”
钱大昕忙示意江彩起来，道：“夫人有孕在身，就无需多礼了。夫人若这样想，就是夫人想偏了。其实这届会试，中式者不过一百三十七人，便是我那好友孙渊如，出场之后，也不敢说此科必中。伯元中与不中，都是常事，何必如此烦恼？更何况，夫人身子不适，伯元悉心照看于你，不是真正的君子作风吗？若是伯元眼看你病痛缠身，却不管不顾，只顾着自己考试。哼哼，说不定眼下，老夫已没有他这个朋友了！”
听到这里，阮元和江彩也都是一惊，钱大昕眼看江彩有孕，站立困难，忙示意行馆下人，给江彩找来椅子，让她坐下了。这才缓缓说道：“伯元，夫人，你们可曾想过，若应试举子，真的取中进士，就是朝廷命官了。朝廷是需要爱民如子，关心生民疾苦的父母官，还是不顾百姓死活，只知肆意盘剥，弄得府库充盈，便自诩大功一件的那所谓‘能吏’？哈哈，‘能吏’这个词，国朝用的，也不少了。可只要让府库充盈，国家钱粮不缺，便是能吏吗？伯元，你读过《魏书》，应知长尺大斗为何物，读过《宋史》，也应知‘丰亨豫大’是何意。百姓交得五斗粮食，他用大斗来称，便只够四斗，百姓无奈，只好多交一斗，才能完税，以此弄得府库充盈。朝廷不知其中因由，便称其为能吏。这些人，哪里配得上能吏二字，依我看，只应称其为豺狼！”
钱大昕说起这些，言辞激愤，江彩有孕在身，也被惊得阵阵疼痛。阮元看了，也只得下来，先扶着江彩。钱大昕看了，方知自己言语重了，遂渐渐温和道：“夫人，是我言语重了，实在对不起。只是这些事，归京以来亲眼见着，竟比十年之前，还不如了，故而有感于此。伯元，可惜这些披着‘能吏’皮毛的豺狼，朝廷还真当他们是人才呢。眼下补着湖广总督之位的这位李侍尧李大人，不就是吗？乾隆四十五年，他贪纵营私，眼看供认不讳，已是斩决之罪。却只因那什么‘议勤’、‘议能’，就改了斩监候，日子久了，竟又复了一品官位。哈哈，他那般勤能，不过仗着自己有些伎俩，尚弹压得住百姓。若有一日，他弹压不住了，只恐那般议勤议能之人，悔之无极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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