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已经是阮元第三次参加长达九天的大考，故而相比于三年前的乡试，阮元已经沉稳了许多。会试与乡试发卷时间相同，三月初九日子时下发试卷。但这一次阮元没有固执地当夜落笔，而是轻轻睡去，直待次日卯时，方才准备得当。只见试卷上写着：
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会试题目：
第一场
四书题：
点，尔何如？鼓瑟稀，锵而，舍瑟而作，对曰：异乎三子者之撰。
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
苟为不熟，不为荑稗。
诗题：
赋得草色遥看近却无，得无字五言八韵。
清代科举，最重头场，故而头场三道四书题，一道五言八韵诗，都是乾隆亲自出题。会试头场与乡试大异，题目不难，这三句话和一句诗，自然是阮元自幼熟知的。要在立意与言辞。故而阮元也思索了一会儿，有了明确思路，方才开始作答。
按清代科举规定，三月初九日，考场中考生作答第一场试题，而于此同时，王杰也同副主考铁保、管干珍等人，集中商议第二场五经文、第三场策论的题目。科举主考于考前三月初六选定，要在防止考生营私舞弊。只是这样一来，主考自也无法提前出题，只好等到头场开始，才着手准备二三场试题。
当然，主考官员，本也都是精于经术之人，故而五经文拟题不难，只第三场的策论，有时需费些功夫，但自考官入场至策论试卷下发，共有十日时间，足够考官深思熟虑。眼看初九日，四书文下发，初十日考毕。十二日，发五经文试卷，十三日考毕。三月十五日上，最后的策论下发至考场，经一日运筹，至三月十六日，策论终场。
乾隆五十四年的会试，五经文一场也是变数极大。因此前考生作五经文，都是五经内自选一经五题作答，可乾隆五十二年，朝廷认为五经只选一经的作答方式，极易导致考生不习其他经文，从而投机取巧，荒废经术。因此乾隆下令，之后五场乡会试，五经轮流取一经命题，自乾隆五十八年起五经各选一题，以兼顾儒家经典。
而阮元参加的这场会试，早在两年前就已确定，五经文只考《尚书》五条。阮元原本精于《三礼》，虽不废《尚书》，但也自忖未臻一流。所幸孙星衍于《尚书》一道，乃是精研数十年的大家，更是此时海内首屈一指之人。是以阮元也向他多加请教，一年之内，《尚书》之道大进，这次考试应对下来，却也比之前轻松许多。
这日下午，考生陆陆续续应答完毕，相继走出考场，阮元所在的考棚乃是“秋”字棚，其中考生，包括前后几棚，都是江苏举子，出了场，不少同乡举人也聚在一起，相互通报姓名籍贯，期望日后一旦高中，也好结而为友。
眼见其中几个考生，正在说起这日第三场会试之事，阮元看了颇有兴趣，便凑上前去。施礼道：“在下仪征阮元，草字伯元，还望各位兄长见教。”
几个考生也早知身边来了人，听得阮元自报姓名，一时纷纷还礼。当中二人，尤为瞩目，一人已略有髭须，但平静从容，似乎这百中取五的会试，对他而言便如行云流水般自如。另一人身材瘦长，眼中却有一股不俗的精神，看着虽是家境贫寒，却极有志气。
只听那有髭须之人说道：“在下是通州胡长龄，字西庚，这位是山阳汪廷珍，字瑟庵。”说着向那瘦长之人指了一下。又道：“今日这策论，在下觉得颇有意味，故而遇到这位汪瑟庵先生，与他聊了一些，伯元贤弟，你却认为，今日这五道策论如何？”他所说通州即今日南通，山阳即今日淮安，阮元自然清楚。
阮元眼看二人面相，都比自己年长，便道：“二位兄长，在下觉得，今日这策论，主试之人乃是经术、诸史、吏事皆通之人，其中诸经策问，俱是从眼下多立新说处出题。至于史部，虽大半都非生僻之事，想详加释明，却也不易。尤其最后一道，治漕、刑狱诸法皆备，作答之时，前后踌躇了半日，方才下笔。实是在下愚钝，让二位兄长见笑了。”
胡长龄问道：“请问伯元是哪一年生人？”
阮元道：“小弟生在甲申年，想来是应称胡兄一声兄长了。”
胡长龄笑道：“伯元，我长你六岁，这策论成文，难易与否，我还是清楚的。若是我六年前来作答此篇，只怕有些策题，是决计答不出的。伯元若是没有脱空遗漏之处，所问各条都能答出，那想来已是不易了。”
汪廷珍听着两人答话，也说道：“我看啊，今年这会试策论，应是王中堂亲自出题，王中堂吏事、学行兼备，故而所出策论，也更近于实务。若像寻常学子一般唯知圣贤之言，却毫无实行之才，只怕这策论，是凶多吉少了。”
胡长龄道：“瑟庵，其实朝廷取士，最关键的，还是头场，我也听说过，有头场四书文作答极为出色的举子，便是策论有脱空，或许也能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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