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位举人，你这科考考不中，在我看来，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嘛？”一旁的彭蕴章方才听着曾子城将阮元与唐鉴并列，心中早已有气，他虽未能亲见唐鉴之面，却也从那人声音听得出，这屋中讲学之人多半已然年近六旬，官位却不过三品，而阮元不仅是当朝宰相，初登三品之际不过二十八岁，此后阮元治学近五十年，又怎是这名不见经传的唐鉴所能相比？加上自己一行无不浸淫汉学日久，此时却突然听闻沉寂数十年的宋学之人开始重新讲学，又怎能看得起会馆众人？便即对曾子城冷笑道：“要知道国朝科举，最是讲究博学，如今汉学大盛，早已是海内公认的正学，东原先生、慎修先生他们的着作，你一部都没看过吧？你拿着一百多年前的宋学之言去应对科考，若是你能考上进士，那我们江浙那许多博学之士，书不就白读了吗？”
“这……这位大人，国朝科举之制，是四书五经，皆主程朱之义，由此可见，朱子之学，方是正学啊？唐先生是我湖南大儒，方才讲论稼书先生之学，我们听着也自有道理，怎么能说我们苦学程朱之学，就不对了呢？”曾子城显然不会认同彭蕴章之言，也向彭蕴章反问道。
“好啦，咏莪，你是江南出身，可能还不清楚，他们湖南那边，一直没有汉学名儒前去兴学主讲，想法还是一百年前那一套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？”祁隽藻却也不愿彭蕴章主动生衅，在外人面前丢了门面，当即便向他劝阻道，只是祁隽藻讲治汉学日久，自然也不会像唐鉴那样认同理学，便即向曾子城道：“这位后生，我督学之时，从你们湖南路过好几次，知道你们那边藏书不多，若是你等需要精研经义，倒不如我去寻些东原先生、松崖先生治经之书，送给你们，如何？”
“祁侍郎，您一番好意，我等心领了，只是下官以为，侍郎所言汉学，学与不学，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啊？”一旁的倭仁虽是旗人出身，但他科举乡试是在河南考中，自然与河南、湖南这些依然主治理学之地的读书人同仇敌忾，当即向祁隽藻和彭蕴章反驳道：“唐大人在我们这里讲学已经有好几日了，我等各自清楚，唐大人不仅精研程朱之学，能绍述国朝先儒之义，更兼有经世之实才，我等听唐大人讲学，对这经世实用之学也了解了不少。汉学唯求训诂考据，有何经世致用之道可言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学这汉学？更何况……您是军机处的彭章京吧？我记得您比我还要大上几岁，怎得我先您六年考中了进士，道光九年的会试，您怎么就没考过呢？”
“倭翰林，外人无知，方才以为汉学乃是训诂考据之学，其实汉学之大，无所不容！”倭仁这时是翰林院侍讲，是以彭蕴章直接以官称称之：“若是按你的意思，那我恩师阮中堂乃是汉学翘楚，阮中堂学问之深，当今天下，无人能出其右！难道在你看来，阮中堂也是只知训诂考据，不通经世实务之人吗？”
“彭章京，您和阮中堂有师生之谊吗？我倒是听说，您的族妹嫁给了阮中堂家的四公子，您方才和阮中堂成了姻亲。原来在您看来，这姻亲之谊，和师生之谊，其实是一回事啊？”倭仁却也不甘示弱，向彭蕴章反驳道。
“你等都住口！”阮元清楚彭蕴章和倭仁等人再这样辩论下去，很快又会引起一场汉宋之争，而二人又都是小辈，显然学问根抵尚有不足，一旦争论下来，只会变成无休止的骂战。便即喝止了众人，也向众人言道：“治学之本，首在博学，若是不能博学，只知囿守汉宋二字，心中尽是门户之见，你等学问要如何才能进益？譬如论诗，后学之人，竟有以唐诗宋诗各立门户者，殊不知唐宋之别，不过是唐朝国祚不足所致，若是唐朝和周朝一样有八百年之数，那青史之上，还有什么宋朝元朝，只一概都是唐朝，你们还争论什么唐宋？！所谓汉宋亦是如此，汉学本于汉儒治经之道，力图恢复圣贤本意，圣贤本意便是义理。若是一味沉溺于训诂，却忘了恢复先贤义理，那哪里还是汉学？而义理之言，宋儒所见，不也有许多是真知灼见吗？怎么能一概肯定，亦或一概否定呢？所以国朝所言汉学，只是借其名而治学，并非囿于汉儒之见的学问，本于训诂，兼以博学，成于义理，退可明先儒之本意，进可以行事与世间，这方才是汉学之道！前日与定庵言及汉学，定庵也说，国朝之学，其实与汉人宋人俱皆不同，理当谓之‘清学’才是，而这‘清学’的根本，便是博学！所以无论汉宋之道，皆可为我所用，若是唯知门户之别，那不正是舍本逐末之举吗？！”
倭仁等人自也清楚，乾嘉之时的汉学耆宿，至道光中叶几已凋零殆尽，阮元不仅是当朝宰相，还是汉学之中最后一位名家，一旦阮元对各人品评指斥，自己就是再有道理，也没有资格同阮元辩论。谁知阮元一番言语，竟是要先以博学为本，汉宋之别倒是成了次要之事，如此想来，阮元或多或少也是给自己留了面子。是以各人心中俱皆宽慰，便也各自向阮元拜过，以示后学诚敬之意，便即离去了。很快，会馆之前便只剩下了寓居馆内的曾子城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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