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已经是抗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日军已经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攻势。按理说，国民政府正面军事压力大减，只要国民政府能励精图治、知耻而后勇，形势只会一天天好起来，但实际上华夏处境却日益恶化，变得糟糕无比。
其中最直接原因之一就是，国民政府官僚统治集团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，相比抗战全面爆发前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尤其是在陪都重庆，权贵集团醉生梦死、夜夜笙歌，抗战信念和抗战意志不停的被消磨，逐渐形成了偏安一隅的主流思潮！
陪都重庆那是一派“隔江犹唱后/庭花”的亡国景象，抗战前线则是更加糟糕！日本政府从全面侵华开始就没有停止过与国民政府和谈，当然和谈只是假象，日本鬼子真正意图却是诱降国民政府！
经过多番努力和试探，日本政府对委员长已经不抱期望，但是对手握大权的国民党高官要员，以及前线手握重兵的国军高级将领，却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为了诱降这些重要目标，日本政府当真是不惜血本，用尽了各种招数。而就在这时，国民政府内部却非常配合开始泛滥“曲线救国”理论，从1938年的下半年开始，便陆续有高级将领投敌。
而到了39年的下半年更是形成一个叛国投敌的高潮，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键、晋绥军副师长蔡雄飞都在这时候投敌，跟随他们一起投敌的还有好几十万的国军！这种大规模叛国投敌行为，对于军心士气打击无疑是空前的巨大，以至于在整个39年底到40年初，整个抗战形势气氛都极为压抑和悲观。
同时，国民政府财政收入锐减，各项开支却是剧增，财政变得越来越困难，本土对外港口悉数被日军占领，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内忧外患，日子难过无比。若非缅甸公路打通、美国批准桐油贷款，以及江强给予的大力资助等等外力介入，国民政府恐怕还会更加孤立无援，甚至还会出现更严重的投敌叛国。
在这个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，身为华夏国府最高领袖，委员长理应下定决心，以大毅力、大勇气整顿史治官场，整肃部队军纪风貌，重新军心民心凝聚起来。然而委员长却并没有这么做，他脑子里始终绷紧的只有一根弦——攘外必先安内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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